著名作家阎连科带着新书《风雅颂》到上海书展签售。在主办方安排的讲座上，他聚焦“知识分子”大发议论。他声明：“我不是知识分子，我的精神状态和思考打击了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，这也可能是对当代中国整体精神状态的打击。我的写作可能恰好写出了当代知识分子这个状态。”他还对高校的知识分子提出质疑和拷问:“现在中国的很多高校的老师对我们的社会、文化、历史，不敢做任何承担，不敢有任何思考，不敢思考也就没有任何表达。”大有“怒其不争”的愤慨。 本人一向非常欣赏阎连科的思想触角，并觉得其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：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。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，能够操练风雅颂的阎作家居然羞于与知识分子为伍，将自己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。一个作家究竟属于什么阶层，似乎不应以其一己的说法为准，而应从属于科学定义。

如何看待教练员和运动员“为本国效力”还是“为他国效力”？如何看待国家领导人观看球赛的“背后意义”？如何看待“刘翔退赛”？

看来网络游戏之“劲”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在金钱和色欲的双重设计下，虽然是虚拟世界，也同样充满诱惑。表面看，虚拟只是游戏，是嬉玩，属于安全而无害疆界；可是很多受害者的经历证明，虚拟会激发真实的念头，念头会诱发真实的尝试，尝试会引发真实的恶果。在此意义上，虚拟不止于虚拟，它的疆界并非无害。

信访工作的“三有推定”：一是面对群众的诉求首先要做“有理推定”；二是面对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要做“有解推定”；三是面对群众的批评意见首先要对自身的工作做“有过推定”。

离开巨鹿路675号有年头了。或许因为距离的缘故，才有怀旧幽情的发生。我想心理动因大抵如此。如今偶尔回到这座小院，竟有白头宫女说玄宗之慨，再一次恍如隔世。

前两天看到拙作“金龙鱼广告损伤了国家女排的美丽”在“博客中国”被广泛点击，在“热门专栏文章排名榜”上逐渐升格，按照目前的点击率3275（至2008年7月31日上午10点），它理应排在“热门专栏文章”第五位。然而，从前天开始，此文便在排行榜上失踪了。它的失踪，让理应受到更多关注的目光转移了。其影响力被人为稀释了。

，“把关球衣广告”的职能部门不能简单地“见钱眼开”，更不能“见利忘义”。设置某些“底线”应该成为管理“球衣广告”的普行政策。

从人的本性出发，大抵对于加害自己的罪犯，我们都是会反抗的，如果放弃反抗，一定有万不得已的理由。怎么反抗才是适当和正当的？大道理人人会说，诸如不宜“以暴易暴”之类。但是大道理应该服从“合理的人性”。什么是“合理的人性”？我以为就是面对刑事犯罪的“以暴制暴”——该出手时就出手。

灾难并不仅仅是灾难，大难面前挺起的民族脊梁，凝聚起的民族精神，汇聚起的心理支撑，将永久地滋润这片国土和这个民族。当巨灾制造铺天盖地的大伤痛时，又酿就满山遍野的大仁慈大悲悯，这无疑是对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的铸炼、净化和提升。

多极世界是以各种“异见”构成的，作为国际大家庭的重要一员，中国无法回避形形色色的“异见人士”、“异见团体”乃至“异见国家”，唯一正确的姿态就是“正对”。曾经一度，我们陷入 “以好恶取舍” 的误区，好感者，愉悦正对；恶感者，侧身侧目。情绪化的结果往往是国家利益的损失以及国家形象的矮化。好在我们终于变得清醒和务实起来，对如今国际政治格局中自己的定位越来越清晰，成熟度日渐提高。以上数例的“良性反应”给我们启示：只要中国政府以开放和正对的姿态处理“异见”，今天能够化解奥运面前的各种矛盾和问题，明天也能应对中国崛起中面临的各种困难。

就很不明白，我们的体制在任何时候都是那么僵硬的么？从前没有先例，就必须按旧例一以贯之？难道就不能以变通之法，既满足“善民”的合理要求，最大限度地释放他们的爱心，又加强监控，让新的民间力量发挥作用？以前不是也不允许海外的抢险队进入灾区现场的么？不是“新闻统发稿”也姗姗来迟的么？如今气象焕然一新，不是很好么？不是海内外好评如潮么？

我不敢推测或者断言，由于“大学生鸳鸯房”需求的大量存在，大学城旁的此类市场是否会“日趋完善”？我只想说的是，当“旧”的思想、体制、方法、对策等等一旦无法对应“新”的情况时，与其放任自流，不如广开言路与思路，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，多种渠道释放大学生们潜伏的性爱要求，让人性的光辉笼罩大学城。中国的事情并非永远是“不放即死，一放即乱”，适度的“不放”和节制的“放”才是合理的选择。至于如何拿捏分寸，不妨倾听更多有识之士的见解，不过前提应该是：既不要“死”，也不要“乱”。如此，才给人性留下合理畅达的通道。

我们的著名商标屈指可数，堪为稀珍，它是企业的旗帜和标识，也是国家的一张名片，很显然，无形资产越高、企业发展越好的品牌，更容易被海外抢注。假如我们至今还不看到“商标抢注”对于国家品牌战略的危害，必将继续付出沉重代价。

习惯性的“举国思维”，是建立大国形象必须逾越的障碍。富强的国家和文明的人民，一定不是狭隘的形象，而是在任何时刻和任何地方都能呈现出款款的君子风度。

假如整个国家的一级级“纠错机制”时常处于不到位状态，那么，只要一级出错，就有可能“一着不慎全盘皆输”，局部灾祸就会酿成全局灾难。此言绝非危言耸听。

　　中日之间可以从饺子事件中学到什么?　　这个问号是东方早报记者对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秋叶刚男的提问，我以为问得很有水平。同时，秋叶刚男的回答也颇有水准。他说，对饺子事件“应当冷静对待，彻底调查。我们错误的一点是，认为嫌疑人是中国人的话就是中国的问题，是日本人的话就是日本的问题，这种思考方法是错误的。我想强调的是，抓住这些嫌疑人并进行处理才是国家应该做的事情[阅读全文]

“政学分权”的意义不可低估。首先，对于徘徊不前的其他高校的改革起到了示范和催化作用，相信武汉大学甫一试水，其他高校将会迅速跟进，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，把积弊甚深的“高校行政化”阴霾吹散一些，然后东风渐强，直至彻底吹散。其次，“政学分权”还有边际效应：既然“政学”可以分权，为何同样被“行政化”的一些领域就不能尝试“政×分权”？专业领域由内行主治，难道不该是可持续发展的题中要义？

我们一些基层组织往往把业主合理的诉求看作“不稳定因素”，千方百计要把这些“不稳定因素”消灭。于是，本来应该做“老娘舅”的，到头来却把自己顶在了风口浪尖上，业主们一旦发现自己权利范围内的“换人”诉求受到压制，就容易把基层组织看作“保护伞”，结果造成了不少矛盾。 　　各级基层政权组织一定要明确地认识到，人民当家作主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。各级基层组织要积极支持和领导人民发展民主，保证人民的选举权、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等各项民主权利，要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。

目前整个世界处于“事件频发”状态，中国也难以幸免。回避和逃避是不可能的，唯有迎头而上。当中国民众通过形形色色的“事件”，促进了“多样化”淬炼，其实也就培育了逐步坚实的民主沃土。我们的执政理念正在飞速地与时俱进，执政手段同样需要飞速地与时俱进。达到上下和谐共振的期待是可能实现的，不妨从“事件”的“多发年”开始，把执政水平切实提高，使得“多样化社会”呈现既有统一更有丰富的局面。开放的中国唯有以自信面目示人，展现大国风范，此外别无选择。风声鹤唳、作茧自缚的思维只会摧毁我们的形象。

刘文辉，这是一个普通的名字，一个未被充分关注的名字，一个被人遗忘的名字。但是我呼吁全国人民务必记住他！那是一颗怎样伟大的灵魂啊！在40多年前，当许许多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崇拜毛泽东并紧跟时，刘文辉，一个上海的普通青年，居然用40年后人们才能达到的思想高度，清醒犀利地指出了专制的祸害，并把矛头直指毛泽东！这样的思想英雄，是我们民族的魂魄！ 今天，我把他的遗书如实录入，相信这原汁原味、振聋发聩的临终遗言比我的任何感言都感人。请注意，这是40多年前那个人人疯狂的年代写出的檄文，其伟大，名副其实，当之无愧！

李昌钰的判断和大部分网民的判断是一致的。为何我们要把这位神探搬出来呢？因为，他的判断，可以作为结案的依据。如同一件刑事案件，即使当事人对犯罪事实“死抗”，但只要证据链完整，相关鉴定科学而权威，照样可以依此定罪。“周老虎”死抗是没有用的。

　由顾长卫、蒋雯丽夫妇首次搭档的影片《立春》日前上映，本人赶在第一时间观赏了该片。即使作为一个挑剔的“影评人”，我也不得不说，《立春》的艺术性非常高。假如把《立春》视作文艺片，相信极少会有人反对。　　令人诧异的是，顾长卫却给了这部电影不同以往的定位：“我不同意很多人把《立春》归为一部文艺片，我觉得《孔雀》和《立春》都是挺商业的电影，在电影欣赏过程中有很强的戏[阅读全文]

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，艺术创造与性欲的积压和通畅休戚相关，而一副“性亚健康”的躯体，连欲望都望尘莫及，何谈转化为原创力？如今举国倡导“创新型社会”，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“华山一条道”，但若没有一群“兴致勃勃”的国人作后盾，“创新”之路堪忧。我是坚信在“欲望”与“创新”之间存在一条神秘的通道，在一群“性亚健康”的人群中，我不敢看好他们发自生命底部的创造激情。

“修正主义”，曾经是臭名昭著的贬义词——这与一定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。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变化，让我们自然而然反视对“修正主义”的评价，并且可以冷静地判断优劣利弊，心平气和地面对它。

最近，全国城市中不少居民小区发生相仿的“民主事件”：业主要弹劾业委会。火焰一触即发。在这种情势下，我们的各级组织，是“无为而治”，还是因势利导，妥善处理“民主事件”呢？

假如把《立春》视作文艺片，相信极少有人反对。 令人诧异的是，顾长卫却给了这部电影不同以往的定位：“我不同意很多人把《立春》归为一部文艺片，我觉得《孔雀》和《立春》都是挺商业的电影，在电影欣赏过程中有很强的戏剧冲击力，所以对票房我完全不需要担心。”这些话给人的感觉是：在顾长卫目前的词典里，“文艺”是类似毒药之类的“贬义词”，而“商业”则是充满生气的“褒义词”。

不妨追问：春节的广州火车站，为何拥挤到有人死亡？管理的盲区究竟在哪里？不妨追问：郴州的电塔，为何特别脆弱，特别不堪雪压？陕西的老虎，为何迟迟没有出现？我们究竟如何面对“死抗”？这不仅仅只是网民的追问，还必须是法律和制度的追问，一旦建立了“事件”的刨根问底制度，任何责任人都没有“放一马”的权力，“事件”的普世价值就能被有效地发掘，坏事就有可能变成好事。

西藏拉萨纵火案的疑犯一一落网。令人诧异的是，其中导致5名姑娘被烧死的“以纯服装专卖店纵火案”的凶手，居然是几个年轻女子，在镜头之下，她们惊恐的表情完全不像暴徒，但是在3、14的那天，当周遭的氛围感染她们的时候，疯狂的念头刹那间占据了她们的脑海，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她们打开了打火机，烧着了店里的服装，将5条花季少女的生命活活葬送火海。她们仇恨什么？仇恨谁？至少，不会仇恨5个无辜少女吧？可是，在疯狂的念头支配之下，她们竟然无法自控地沦为刽子手。

一直以为发达国家的老外“素质”一定很好，面对不属于自己的财物时，必定眼不亮手不痒心不动，没料想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
为了达到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，是这类思维的出发点。咋看之下，似乎颇得“白猫黑猫论”的真传，但是如果细究下去，就会发现，此类思维背后潜藏的隐忧非常可怕，值得警惕。